中古时期爪哇岛的经贸发展与文化融合

发布时间:2024-12-30 02:32:34 来源: sp20241230

原标题:中古时期爪哇岛的经贸发展与文化融合

爪哇岛扼印度洋与东南亚咽喉要地,自古经贸发达,文化多元,人口稠密,今天仍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岛屿之一。爪哇岛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出现较早,公元前后即有零星记载。2世纪始,爪哇岛已与我国有官方往来。《后汉书》记载,东汉顺帝永建六年(131年),“叶调王遣使贡献”。“叶调”是古代爪哇岛梵文名“Yavadvipa”的译音,为爪哇岛最早的国家。4世纪后,爪哇岛西部兴起达鲁玛(旧译多罗磨)、耶婆提、呵罗单(又译诃罗单)等国。东晋义熙八年(412年),高僧法显从狮子国取海路回国,途中遇风暴,曾在耶婆提国登陆。自此,爪哇岛之名日盛。爪哇岛的经贸发展与文化融合,对于理解中古时期的东南亚与印度洋地区有重要价值。

爪哇岛地处枢纽,商贸发达。中古时代伊始,岛上古国就已受惠于经贸。早在6世纪,岛上的诃陵国就成为连接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婆罗洲岛和巴厘岛的商贸纽带,《旧唐书》《新唐书》对此地物产之丰富有详细记载,如《旧唐书·南蛮传》有云,诃陵王国曾多次遣使来唐,其中贞观十四年(640年)的贡品有频伽鸟、五色鹦鹉、玳瑁、生犀以及异香名宝等物。

7-10世纪,爪哇岛的贸易重心逐渐东移,这与一系列国际、国内形势有关。7世纪始,室利佛逝王国在苏门答腊岛兴起,势力范围一度囊括爪哇岛西部。爪哇岛的商贸受到部分影响,不过,因盛产稻米之故,该岛仍维持相当发达的商贸地位。

爪哇岛中部有独特的岛国贸易管理体制。农民和工匠带着稻米、食盐、豆子和染料到集市卖给商贩们,后者与中间商交易,再经北部沿海港口的商人之手卖给外贸商,出口中国、印度、波斯等地。这一购销体系给印尼各港口带来实惠,避免了恶性竞争,为爪哇岛的繁荣提供稳定和平的环境。得益于此,爪哇岛在8世纪时出现了富有的夏连特拉王朝(又称“山地王朝”),势力范围一度扩大至岛外。

香料是爪哇岛的重要贸易品。爪哇岛人用稻米等物产从马鲁古群岛换得原料,制成香料后出口,成为香料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宋代赵汝适在《诸蕃志·阇婆国》中,称此地“番商兴贩、用夹杂金银,及金银器皿、五色须绢、皂续……交易”。

1025年,室利佛逝受到印度注辇王朝的侵袭,不得不放松对爪哇岛的控制,爪哇岛迅速发展成重要的贸易中心。《宋史·阇婆国传》称这里物产丰富,“产稻麻粟豆”,“煮海为盐,多鱼鳖鸡鸭羊,兼椎牛以食。果实有木瓜,椰子,蕉子,蔗,芋。出金,银,犀,牙,笺沉,檀香,茴香,胡椒,槟榔,硫磺,红花,苏木,亦务蚕织,有薄绢,丝绞,吉贝,布”。

爪哇岛的贸易辐射较广。从公元960年起,宋代瓷器开始经南海外销,贸易规模可媲美丝绸,爪哇岛是必经之地。在地中海地区,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在943年将其统治扩展到埃及,廓清了红海通道,亚洲香料得以畅通无阻地运抵地中海市场。阿拉伯人前来爪哇岛购买胡椒、香料和贵重木材,商人们也从古吉拉特(翟折罗)的坎贝带着印度布匹前来销售。宋代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阇婆国》中写道,“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阇婆国,其次三佛齐,其次乃诸国耳”。

1293年,满者伯夷借助元朝军事力量,成功推翻新柯沙里王国,建立满者伯夷王国。从1293年到1478年,该王国统治着马来群岛绝大部分地区,鼎盛时期的版图大约相当于室利佛逝王国的三倍,控制了马鲁古群岛的香料贸易,消除内地与港口间往来的障碍,将爪哇岛的对外贸易推向高峰。西欧社会的饮食在经历农业和商业革命后发生变化,添加亚洲香料成为一种饮食趋势,威尼斯商人将香料转运到欧洲市场,获利颇丰。

商业繁荣带来较高的货币化程度。税赋开始采用货币支付,依据明代《瀛涯胜览》中的描述,爪哇岛地区“番人殷富者甚多,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可见大量的中国铜钱输往爪哇岛。此外,地中海的金币通过中东和印度的商品一起流入爪哇岛。满者伯夷时代,铜钱成为爪哇岛的本土货币。

繁荣的国际贸易不仅为爪哇岛带来财富,还使得多种文化在此交汇。中古时期的爪哇岛深受印度文化影响。3-6世纪,爪哇岛西部的达鲁玛王国遗留的碑文显示,他们使用的是印度梵文,国王和贵族大都信奉婆罗门教。

在室利佛逝的鼎盛时期,即8世纪初到10世纪中期,爪哇岛中部的建筑明显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婆罗浮屠是该时期建筑艺术的最高表现,建造历时20余年。婆罗浮屠是印度梵文,意为“山丘上的佛塔”,其雕塑风格仿效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的古典样式,同时又凸显印尼古代文明的形象,呈现出爪哇岛人生活和习俗的场景,堪称印度艺术与爪哇艺术结合的杰作。此外,沙里陵庙、普劳桑陵庙的墙壁上雕刻着印度《罗摩衍那》中的神话故事,但画法具有当地民族风格,墓主选择与其生前有联系的地区保护神作为化身,印度文化的信仰与当地祖先崇拜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些庙宇、建筑也是国王显示其精神权威的重要场所。庙宇中的僧侣和祭司具有深厚的印度文化学识,他们设立了一些集祭祀、宗教、艺术和学习于一体的文化中心,向民众传授知识。

古代中国与爪哇岛的文化交流同样重要。其中,佛教交流是重要内容之一,佛经的翻译是两地友好文化交流的见证。7世纪上座部佛教曾在诃陵流行,成都僧人会宁前往天竺取经,途中在诃陵居住三年,并与诃陵僧人基那跋陀罗共同翻译佛经中佛祖涅槃章节,译文寄达交州,后为《大般涅槃经后分》。

990—1016年是爪哇岛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前马打兰王国国王达摩旺夏下令编纂爪哇法律,提倡把梵文文献译成爪哇文,并授意宫廷作家把《摩诃婆罗多》史诗中的18个章节和《罗摩衍那》后篇按篇章用古爪哇语改写成散文,成为爪哇古典文学中最初出现的“篇章文学”,为爪哇古典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此后,爪哇岛历代统治者在梵文译作的基础上创作出本土文学作品。宫廷作家们创建出一种既能宣扬印度教,同时又能歌颂帝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形式,即“格卡温”诗体。

从谏义理(1049-1222年)到满者伯夷时代(1293-1520年),爪哇文学进入新的阶段,朝着更加民族化的方向转变。宫廷文学直接取材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对帝王进行歌功颂德。比如,《爱神的焚毁》记述了国王卡麦斯哇拉与王后戎牙路公主基拉娜的爱情故事;拉潘查的《纳卡拉克达卡玛》描述作者于1365年伴驾东巡时的见闻,歌颂哈奄·武禄国王的丰功伟绩。除记叙诗以外,还有关于如何创作和写诗的文论类书籍,如塔纳空所著的《斯玛拉特哈哈纳》。

汉代以来,中国人不断前往南洋,爪哇岛是南洋华人相对集中的地区。唐代已有华人定居爪哇岛的确凿记载。两宋时期,中国商人频繁前往东南亚的占城、真腊、三佛齐、爪哇等国经商,其中也有人“住蕃虽十年不归”。到元朝,少数元军曾抵达爪哇岛,在当地伐木修造被大风损坏的船只,后有几百患有疾病者无法返回,留在当地,形成“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之”的局面。到明代后,这些元军逐渐在此娶妻生子,《明史》记载“故其地多华人”。

除民间交往之外,爪哇岛是派遣华人使节入明朝贡次数最多的地区。早在洪武二年即遣使入贡,“自后比年一贡,或间岁一贡,或一岁数贡”。从永乐二年(1404)至成化元年(1465),爪哇向明朝廷派遣有华人参加的朝贡使团达24次之多。爪哇岛至今仍保留着一些与郑和有关的庙宇和历史遗存,流传着许多郑和的传说故事。当地华人留下的文献史料,如“三宝垄华人公馆档案”和《三宝垄与井里汶华人编年史》中存有郑和船队的记录。印尼传统手稿《那加拉·克列塔布米》中,也保存有关于郑和到访井里汶的重要史实。

总之,爪哇岛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中古时期东南亚和印度洋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占据重要位置。这种有利因素,不仅为爪哇岛带来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繁荣,还让南海、印度洋乃至地中海沿岸国家受益,呈现出中古时期文明交融的生动图景。

(作者:朱祺,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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