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2-23 23:44:41 来源: sp20241223
中新社 上海2月19日电 题:加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国向世界学习什么?
——专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军梅
中新社 记者 陈静 文龙杰
数字经济作为新经济业态,已被广泛认知,并出现在多国的国家顶层战略设计中。从5G、人工智能到工业软件、智能制造,从数字工厂、黑灯工厂到未来工厂、智慧工厂,各国纷纷对制造业数字化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谋求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中占据制高点。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意义非凡。中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有何异同,各自具备哪些优势? 中新社 “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军梅。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在工业4.0、智能制造时代,中国与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强国相比,“长板”与“短板”如何?
刘军梅:在最近30年发展中,中国迅速缩小了与传统工业强国的差距,制造业及其数字化转型形成了独有的特点和优势,拥有多处“长板”。中国制造业规模大、体系最完整,因此更具活力;中国5G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已建成的5G基站约占全球的70%,5G网络已覆盖全国各地,而快速下降的5G模组价格,将助推5G技术在制造业的推广和应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先导应用领先,中国在此方面的投入亦多于其他国家,这对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此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潜在市场规模较大:目前,中国规模以上企业的数字化投入比例为0.5%-1%,而欧美企业这一比例为3%-5%,若中国企业的数字化投入持续提高至欧美企业的水平,结合制造业产值,中国潜在市场将会十分巨大。
2023年4月26日,工作人员在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安装5G设备。陈月明 摄当然,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还有不少“短板”,包括:工业的整体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基础技术等产业对外依存度仍需降低;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虽已达76.4%,但美、德、日三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均在90%左右;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方面,除5G相关技术外,中国在其他多个领域技术水平均有待提升;目前,全球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多位于美国,国产软件缺乏竞争力;工业数字化渗透率不高;在数字化转型配套服务方面,中国需要百花齐放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供应商来提供相应服务。
中新社 记者: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战略上,传统工业强国的总体趋势是怎样的?又各有怎样的特点?
刘军梅: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传统工业强国依据自身发展优势,对制造业数字化提出了不同的构想和规划。
美国战略的主要任务是重振制造业,吸引制造业重返美国,提升其在全球先进制造产品份额,其“再工业化”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来发展先进制造业,重点关注机器人、生物技术等先进制造领域,同时注重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德国战略意在强化“德国制造”的领先地位,期望在新标准制定方面进行竞争,推广“德国标准”;日本的战略则是建设新型数字社会,重点发展机器人等新技术,实现“工业互联”“互联制造”,促进智能制造产业的技术创新;新加坡加大对“人工智能”新型产业、技术的投入,打造世界研究中心;韩国则将建设重点放在“智能工厂”方面。
智能机器人在2024年美国消费电子展(CES)同与会者交流。张朔 摄中国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方面与发达国家差异性表现在发展路径、侧重点不同以及对中小企业关注度不同。中国的发展路径是数字化先于自动化;侧重点在于,在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以两化融合为主线,推动传统产业在自动化、信息化方面的“补课”。
中新社 记者:在全球竞争环境下,中国不同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遭遇了怎样的挑战?
刘军梅:在数字化转型中,中国的不同企业面临挑战不同:大企业更倾向于做标准化的产品,个性化的产品则更适合小企业、小团队去实施。中国的制造业主体力量是大量中小腰部企业。而传统制造行业的中小企业,长期以来采用传统管理模式和生产方法,在转型方法论和转型案例的理解上,即做什么、怎么做方面多有困扰。因此,中小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常常存在“不想转”“不会转”的问题。许多中小企业目前仍未完成自动化改造,在资金方面的限制使得企业的试错能力不足,导致了“不敢转”。中小企业还存在人才问题,通常在转型方案、路径上需要专业的团队来帮助执行,即使聘用外部团队帮助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也缺乏相关的内部人才理解、执行方案,容易导致转型效果不理想,甚至失败。
中新社 记者:在工业软件方面,中国的竞争实力如何?数字化时代,如何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和经验?
刘军梅:工业软件是制造业的大脑和神经。中国的科学类工业软件距离国际水平差距最大,工程类次之,差距最小的是管理类软件。不过,中国国产工业软件水平并不是全面落后于国际,而是呈现出差异化,在管理类软件方面甚至领先于国际。
在核心引擎和科学类软件方面,中国仍处于全面落后状态。目前中国大多数软件都基于美国的数据开源,这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软件体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加大了软件技术研发和创新力度,并且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比如,在CAD、ERP、FP、SCM、PLC等工业软件领域,国产化率已较高,国产ERP软件更是占据了近90%的市场份额;同时,一大批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涌现,其中主营业务收入超10亿元(人民币)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逾40家。
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国产工业软件等缺乏足够应用场景。面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在软件领域的技术优势和市场垄断,我们需要释放部分合适的应用场景给国产智能装备,让国产软件有试错验证的机会。
数字化转型浪潮中,中国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基础不牢”的问题。在此方面可借鉴德国平台建设经验,加强与德国在这一方面的合作,促进如两化融合平台、工业互联网网络创新实验室、工业互联网制造安全一体化测试床等相关平台体系的成熟完善。而美国工业互联网思维下的数字化转型,恰好可以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匹配。
2023年7月,复旦大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团队对30余家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和需求方企业进行调研。受访者供图中新社 记者:在产业政策扶持上,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各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扶持措施?中国的中小企业需要怎样的产业政策扶持?
刘军梅:总体来说,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德、日、新均建设或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支援体制或平台;中、德、新、韩四国政府更关注中小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在产业扶持方面,美国政府创建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作为“孵化器”,以“产学研政”合作的形式,降低研发与应用的成本及风险,推动先进技术的研发,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德国政府搭建了工业4.0平台以及中小企业工业4.0卓越中心,由政府领导,学术界和工业界的专家共同参与,为所有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帮助;日本政府形成了成熟的多方合作支援体制,即“官产学”一体化合作机制,在技术成果转化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新加坡也推出了“国家人工智能核心”计划和“大学—企业研究室”计划,凝聚政府、国内外企业、高校等科研机构三方力量。中国政府目前也搭建了两化融合平台,但在参与企业数量、平台功能建设等方面仍有待提高。
在中国,中小企业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数字化转型是激发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一环。但由于技术、资金、人才以及管理经验等方面的限制阻碍了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所以各级政府都在推动金融机构、平台和企业的多方合作,用“云量贷”等实际政策措施来尝试解决中小微企业,面对数字化转型“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问题。
2023年9月21日,工人在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绿色纺织产业园的“数字化纺织车间”赶制订单产品。王旺旺 摄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德国工业发达,大型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较高,部分企业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因此德国的政策扶持更多地关注中小企业,建设了大量的中小企业工业4.0卓越中心和中小企业测试床,为中小企业提供认识和了解数字化的机会,并提供具体的数字化改造实施方案。(完)
受访者简介:
刘军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世界经济理论,新兴市场经济,数字经济、俄罗斯经济等;主要社会和学术兼职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上海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欧美同学会文科分委会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杨浦区第十四届、十五届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杨浦区区委委员;兼任《俄罗斯研究》《欧亚经济》等杂志的匿名审稿人。
【编辑:田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