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8-25 14:01:13 来源: sp20240825
郭店楚简《老子》(局部)。 湖北省博物馆供图
墓葬出土简牍的内容通常与墓主的身份息息相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潮流与民俗。通过考察身份明确的墓主所随葬简牍(包括帛书)的组合特点,可以使后人了解“书与人”的对应关系。有时通过归纳墓葬中帛书的组合规律,亦可对墓主身份不明者做出一些推测判断。
这样的例子很多。墓主可能是有地位的知识分子。比如湖北荆门郭店楚简,楚简的内容多为先秦时期的儒家和道家典籍:计有儒家典籍13篇和道家典籍5篇。这些典籍与汉代以后流传者不尽相同,对研究战国中后期学术史有重大价值。墓中随葬有鸠杖,墓主年龄当在70岁以上;或漆耳杯上有“东宫”字样,墓主或与太子有来往,推测其曾任楚太子师傅。至于此师傅是陈良、屈原、环渊还是慎到,至今未能定论。但墓中随葬诸多书籍,墓主无疑是有地位的知识分子。
墓主可能是司法从业人员。以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为例。墓葬年代属战国末至秦始皇间,所出简牍以秦始皇时期者居多,内容凡十种,其中大部分是法律文书。据《编年记》所见,墓主名“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卒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秦始皇期间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鄢狱史等。所从事的工作皆与司法有关,故随葬法律文书乃情理中事。
墓主是喜欢养生的贵族阶层。以马王堆汉墓帛书简牍为例,一、二、三号三座相连的墓葬年代为汉初高祖至惠帝间,出土文献以帛书为主,亦有简牍,内容十分丰富。考古报告将二、三号墓出土帛书分为六大类:六艺类、诸子类、术数类、兵书类、方技类和其他类。简牍见医书《十问》《天下至道谈》《合阴阳》《杂禁方》及记载随葬物品的遣册木楬等。相关研究认为此三座墓是家族墓地。此乃贵族墓地的典型,随葬物品及典籍之多不是一般墓地所能比,典籍中老庄、术数及医疗养生的内容占有较大比例。
出土简牍的组合特点往往能反映墓主的身份、职能乃至当时的社会潮流。据郭店楚墓所见,地位较高的知识分子或官员、王侯墓葬出土大量典籍绝非偶然。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今河南汲县)战国古墓出土的数十车竹简,经束皙等整理,计有《纪年》《易经》《图诗》《大历》《生封》《缴书》等75篇,俗称“汲冢书”,墓主或为战国时期的魏襄王。
河北定州八角廊40号汉墓为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年代在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左右,也随葬了许多典籍,计有《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六韬》《文子》等,但受汉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的主张影响,大多数属儒家,唯《文子》与道家相关,亦为时代潮流所致。
连云港尹湾六号汉墓年代为西汉成帝时,墓主姓师,名饶。据名谒所见,师饶的职位称功曹史、功曹、卒史、主吏,其间并没有秩级地位上的差别,只是称谓的角度不同,实质皆指功曹的主管。功曹是郡守的属吏,不仅掌握职官选举,甚至也执掌包括上计、武备、钱谷、赋税等大权,地位非常重要。内容以简牍文书为主,有《集簿》《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元延元年历谱》等;也含典籍,有《神龟占》《六甲占雨》《刑德行时》《行道吉凶》《神乌赋》等。《集簿》是东海郡向朝廷的年度汇总报告,包括各项指标数据,而《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是制作《集簿》涉及人事部分的基础,是功曹的职责所在,故附录在列。按道理《集簿》中涉及耕地面积、钱谷出入、户口数据等方面也应该有类似的基础统计,而今未见,很可能这些工作不在功曹的职责范围,而是由其他功能部门做过了。
秦汉墓葬所见,大小官吏乃至王公贵族之简牍组合多见《日书》之类,乃为随从民俗,关心自身命运所致。占测的重点多与职责身份有关,例如执掌司法的小吏关心盗贼出入及出行安全,而王公贵族则会采用更复杂的方法占测家族盛衰与自身命运的走向。
清华大学藏战国简所见典籍达70余篇,与汲冢书不相上下,有学者推定其亦出土于王侯墓,不无道理。其他如出土安徽大学藏战国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的墓葬,墓主地位应当都比较高。这些墓葬中随葬规模大、品种繁杂的典籍,且多为儒、道、墨、法、阴阳、杂家并举,当与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直接相关。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 人民日报 》( 2024年03月16日 07 版)
(责编:胡永秋、杨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