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和楚系青铜器（考古进行时）

　　图①：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九鼎八簋。 　　图②：安徽博物院藏铸客大鼎。 　　图③：绍兴坡塘狮子山306号墓出土的方座形器。 　　以上图片均为张昌平提供

　　目前所发现的楚国青铜器及其墓葬，可大体勾勒出楚国历史的发展。在秦统一中国之前，楚国已经在长江流域形成了广泛的文化影响力    

　　安徽淮南寿县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备受瞩目。在墓葬东一室堆满的青铜礼器中，有一件大鼎口径88.9厘米、通高111.5厘米，略大于此前李三孤堆大墓楚铸客大鼎87厘米的口径，是迄今所见最大的楚国大鼎。

　　楚铸客大鼎重达400千克，是此前已知的周代最重的大鼎。楚墓出土体量重大的青铜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左传》记载春秋中期楚庄王北进中原、向周使问鼎之大小轻重的故事。

　　武王墩一号墓和李三孤堆大墓的墓主据考为楚国的两位末代国君楚考烈王和楚幽王，约为公元前3世纪后期。武王墩大鼎与楚铸客大鼎巨大的体量，显示楚国在其末年仍然掌握大量青铜资源、能够生产大型青铜器。按照历史文献记载，公元前241年楚迁都于寿春，直至公元前223年楚灭国，楚国在寿春城定都不足20年。考古工作表明，在今寿县一带的寿春城遗址、武王墩墓地，属于战国晚期的楚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说明当年楚国社会经济活动相当繁盛。考古发现还表明，当时楚国大量使用爰金这样的黄金货币。在寿县邱家花园出土的鄂君启节，器形模仿竹节，铭文错金，是战国晚期楚王发放的免税凭证，佐证了当时的贸易活动较为活跃。

　　青铜器是商周时期贵族身份等级的物化标识，高等级青铜器群的发现地反映了高级贵族的活动区域。目前所发现的楚国青铜器及其墓葬，可大体勾勒出楚国历史的发展。西周中晚期一些楚国国君的青铜器，以及在宜昌万福垴发现的鸟纹大鼎和楚季编钟，都具有长江流域青铜器特征，表明当时楚国的中心在江汉地区。大冶铜绿山矿区发现四方塘春秋早中期工匠墓地，其文化性质属于楚文化，说明当时楚国已开始控制青铜这一战略资源。河南淅川下寺和南阳市区两处楚国高级贵族墓地，分别出土大量春秋中晚期青铜器，应该是楚国北上争霸中原、政治中心北移的反映。荆州纪南城规模宏大，周边分布数以万计的楚墓，是战国早中期楚国都城的印证。这一时期的荆州天星观和望山、荆门包山、枣阳九连墩、信阳长台关等高等级贵族墓，墓穴规模宏大，其内随葬大批青铜器，不仅反映了铁器使用背景下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也展示了楚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当时的楚国完全控制了大冶到铜陵之间长达300余公里的铜矿带资源，掌握着青铜资源的生产和供应，拥有富甲诸侯的最大资本。战国中期楚国疆域范围西抵巴蜀、东掩吴越而至东海，成为战国七雄中地域最广大者。

　　楚国青铜器在春秋中期开始形成自有的文化特征。楚国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青铜器文化特征比较明确，其中低层贵族先后使用过鼎、敦、壶或者鼎、盒、壶的礼器组合，其中鼎都带盖，是春秋中期新出现的器形。这些新的组合方式，也代表了新出现的社会阶层。楚国的高级贵族使用一套传统的列器组合，按等级使用九鼎八簋、七鼎六簋等，同时也使用多套的鼎、敦（盒）、壶组合。

　　武王墩一号墓青铜礼器使用的是高等级的器用制度，该墓出土多套以盖鼎为关键的组合，但九鼎八簋的组合则为一套。鼎簋组合中的升鼎，器形为平底束腰，簋则是方座带盖，是这类楚式礼器程式化的形制。相较于齐、晋等传统周文化国家，战国时期的楚国更为遵循传统礼制。

　　楚国在发展过程中和周边诸侯国的政治文化频繁互动，楚式青铜器影响到楚国之外的更大区域，被学者们称之为楚系青铜器。楚系青铜器率先发生在汉水淮河之间，春秋中期及其后的曾国青铜器，一直都与楚国青铜器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战国时期曾国国君墓葬曾侯乙墓、擂鼓墩二号墓都随葬楚式的九鼎八簋。楚系青铜器在春秋晚期开始影响江淮和吴越等地区，战国早期开始向西影响巴蜀地区。成都新都马家乡战国墓出土5件形制相同的楚式盖鼎，其中一件铭文鼎是楚国青铜器，其余4件是蜀文化模仿的楚器。绍兴坡塘狮子山306号墓出土一件方座形器，是在一件典型的楚国青铜器上加铸四角的人形支座和顶部立柱，加铸部分呈吴越文化风格。楚、吴、越还大量生产形制相似的青铜剑，成为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楚国是东周时期青铜器出产量最大的诸侯国。楚国贵族墓葬，楚国附庸国如曾国、蔡国贵族墓葬，都随葬大量青铜器。曾侯乙墓随葬包括有名的曾侯乙编钟等青铜器，总重量超过10吨。曾侯乙作为当时的小国国君能拥有如此大量青铜器，除了楚地丰富的青铜矿冶资源之外，铸造技术发展并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也是重要原因。春秋中期之后，青铜器铸造普遍采取分铸、焊接技术，将一件青铜器分解成多个部件独立生产，再连接组合成形。青铜器上附着的动物装饰，也是通过类似方式加工。学者研究表明，曾侯乙尊上有34个附着部件，是通过56次铸接和焊接连成一体。在增加工序、降低难度的同时，还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有如现代工业的流水线生产。

　　楚系青铜器的装饰艺术也有了新的发展。各种变形龙纹是东周时期楚系青铜器常见的纹饰，将这些纹样用模印的方式布置到铸造的陶范上，从技术层面提高了生产效率。曾侯乙编钟中下层一号甬钟和楚惠王赠送的镈钟，龙纹构图近似，模印方式相同，体现了楚系青铜器生产技术的交流。由于战国时期青铜礼乐器越来越有象征意义，许多青铜礼器甚至不再进行器表装饰。另一方面，社会对于生活用器则有更多的追求。青铜带钩、青铜镜等用品，以及钫、樽等容器，多作实用，器表装饰性往往较强。这类青铜器的纹饰多见勾连云纹等新的构图方式，是战国晚期青铜器的高光之作。

　　楚系青铜器是楚文化的代表，楚系青铜器的扩散实际上是楚文化对外施加的影响。从文明进程的角度看，楚文化从春秋中期占据江汉地区，春秋晚期向东与江淮、长江下游地区强烈互动，战国早期向西与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交流，反映各区域上层社会对楚国文化价值的认同。可见，在秦统一中国之前，楚国已经在长江流域形成了广泛的文化影响力。

　　（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

　　版式设计：赵偲汝

　　《 人民日报 》（ 2024年07月20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