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1-22 06:16:39 来源: sp20241122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4.1.29总第112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在《世界文学》杂志当编辑的余中先去法国巴黎留学时，朋友托他买一本世界名著——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余中先找了很久，没有找到，书店店员也很纳闷，这本书没什么名气啊，已经没什么出版社再版了。
余中先意识到，中国人对法国文学的认知，与法国人并不相通。那是1988年，除了19世纪以前的歌德、雨果、巴尔扎克等文豪，中国人最推崇的20世纪法国作家就是罗曼·罗兰，最推崇的法国现代名著是《约翰·克里斯朵夫》。
罗曼·罗兰在中国的流行，一方面得益于翻译家傅雷以超凡文笔的译介，另一方面，也因为罗曼·罗兰亲近左翼的立场。他作品中的抗争精神和英雄主义，应和着20世纪中国的主旋律。“我们接受法国文化，就像鲁迅说的‘拿来主义’。中国人需要的就是像罗曼·罗兰这种英雄主义、抵抗、不屈的作品。”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著名翻译家余中先说。
不过，变化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就在80年代，在中国法语文学翻译家的努力下，更多千姿百态的法国现当代作品已经悄然进入中国。存在主义哲学、“新小说”、荒诞派戏剧等文艺新风一阵阵刮进校园，获得了大量读者。1986年，余中先就翻译了萨冈的流行小说《你好，忧愁》，杜拉斯的《情人》令青年男女如痴如醉，而在电影学院，法国新浪潮电影刷新着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对电影的理解。新的法国文艺又找到了新的中国受众。
“旧”的法国和“新”的法国，同时在中国流传，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殊状况。
202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迎来六十周年纪念日。用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华译学馆馆长许钧的话说，过去六十年来，在中法这两个东西方文化大国之间，最重要的交往，就是文化交往。“特别是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维护，这两个国家都在世界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是比较典范的双向互动。”许钧说。
文学的窗口
在法国人的书店里，上世纪80年代之前，译介最多的中国书籍都与传统文化有关，如《道德经》《论语》，以及《狄公案》等探案小说。鲁迅、郭沫若、老舍等作家的译本很早就进入了法国，但零零散散，影响也有限。直到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兴起后，当代中国作家的法文译本在书店里多了起来，如莫言、余华、苏童、毕飞宇等人的作品。文学成为法国人了解当代中国的一扇窗口。
反过来，也是如此。
70年代末，外国文学大量引入中国。1979年，《世界文学》杂志在停刊13年后复刊，第一期就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当时卡夫卡已经在西方被捧为文学先知，而中国读者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80年代，法语译者将法国文学一股脑翻译进来，既要补古典文学的课，又要翻译新流派、新作品。“我们用短短十几年，将法国几十年的重要作品都翻译过来了。”余中先说。
介绍新作家、新流派，是余中先为自己选择的翻译方向。那些如雷贯耳的世界名著，已经有不少翻译版本，他无意为其增添一个新的版本，即便这样做也许会让他早点成名。他希望尽快为国内读者引进更多新作家，做拓荒的工作。
他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萨冈的《你好，忧愁》，这是萨冈18岁时写的流行小说，在法国引发了持续的轰动。他发力最多的方向，是当时的“新小说”派和荒诞派戏剧，他翻译的《等待戈多》至今仍是流传最广的译本。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颁发后，往往过了一两年他就翻译出来，让中国读者紧紧跟随法国文学发展趋势。
相比之下，法国人对中国文学的翻译要慢一些，但他们了解中国的兴趣却同样旺盛。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华译学馆馆长许钧很早就去法国留学了。他原本1975年就有机会留法，因为身体原因，推迟到1976年，那年他才22岁。法国人对这群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充满好奇，拉着他们办了很多小型沙龙。有时在工厂，有时在农场，在政要的客厅，也在老百姓的家里，几个中国留学生被一圈法国人围在中间，留学生先作简短发言，然后迎接法国人连珠炮的问题。
“没有什么尖锐的问题，他们非常关心中国人，关于我们在中国的生活，中国人之间的传统、礼仪等等。”许钧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在法国的两年，这样的沙龙他参加了至少四十多次。有一次，几个留学生受邀去中法建交后法国首任驻华大使马纳克家中小住，每天与大使交流。在中国还没开放国门的时期，留学生成为了法国人了解真实中国的入口。
法国人让许钧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回国后，他开始翻译法国文学。1980年，他翻译的第二本书是年轻作家勒克莱齐奥的《沙漠的女儿》。因为那本书，他与勒克莱齐奥结识，友谊持续至今。许钧逐渐发现，这个法国人对中国并非只有浮泛的兴趣，而是真正的关心和入迷。
当时的翻译是广撒网与重点突破的结合，广撒网的典型，是柳鸣九的行动。柳鸣九是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担任过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他主编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十卷七十册，系统引进20世纪法语文学，其中大量作者对于中国人都是新面孔。比较年轻的两个人，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二十多年后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到80年代末，中国读者对法国现当代文学全貌已经可以有基本的认知。如今回想，那一代译者作出的贡献难以想象。
就在那时，法语翻译界又集体向一座高峰发起冲击。
请进普鲁斯特
1986年，许钧在南京大学接到一个电话，译林出版社编辑韩沪麟邀请他翻译《追忆似水年华》。挂掉电话，他受宠若惊。当时，韩沪麟在全国邀请到15位法语翻译名家，组成黄金班底，最年长的是罗大冈，已经年过七旬，最年轻的是许钧，刚刚三十出头，以及许渊冲、李恒基、桂裕芳、徐继曾、罗新璋、徐和瑾、周克希、施康强等知名译者。
这次翻译行动还有点发奋图强的意味。原著出版半个多世纪后，各发达国家都已有各自语言的译本，中国读者却无缘读到，很多译者和学者引以为憾。韩沪麟后来回忆，他进入出版行业的动机之一，就是组织翻译这本名著。抱着填补空白的夙愿，这支黄金班底有“翻译敢死队”之称。
作为意识流小说的高峰，《追忆似水年华》内容庞杂、头绪纷繁，连篇累牍的长句动辄有半页之长，翻译难度极大。北京大学教授徐继曾负责理清小说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统一翻译人名、地名，这项工作就花去了一年半。翻译过程中多次召开研讨会，统一各种不同意见，最后的焦点，是书名。
最后一次研讨会之前，翻译家赵瑞蕻找到许钧，嘱咐他一定要把自己的意见带到北京：坚决反对《追忆似水年华》。北大的研讨会上，《追忆似水年华》有许渊冲力挺，“追忆派”还提出“逝水年华”“流水年华”等多种译法，一些年轻译者赞同直译为《寻找失去的时间》，罗大冈则提出古雅的《思华年》或《忆华年》。两小时讨论后，基本归拢为《追忆似水年华》和《寻找失去的时间》两派。争执不下，只能投票，结果9：9打平。
资深法语研究专家柳鸣九站出来调和，建议面向大众读者出版时，使用《追忆似水年华》，研究者如果愿意，可以使用《寻找失去的时间》，把《追忆似水年华》放在括号或注释里。最终，出版社使用的是《追忆似水年华》。反对者始终意难平，卞之琳专门撰文反对《追忆似水年华》的译名。多年以后，周克希独自重译，定名《追寻逝去的时光》。
许钧更赞成《寻找失去的时间》，在他看来，两种不同意见，代表了不同的翻译理念。“对待外国名著，你是对原著负责，还是对中国的读者负责？如果对原著负责，尊重原著，普鲁斯特其实是把时间作为第一主人公，《寻找失去的时间》更贴近原意，带有一种哲学的意味。而翻译成《追忆似水年华》，是认为一部小说作品应该有一个文学的名称，根据中国的习惯，尤其是翻译国外电影的习惯，译成《追忆似水年华》更好，更有文学性。”许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关于书名的讨论至今仍未终结。
1989年，全书七部中的第一部率先推出，发行部门对市场不放心，起初定的印数只有1500册，出版社咬牙抬高到2000册。谁承想，一面市就售罄了。北京书展上，一个东北个体书商一次性订购了500本；一个大学生每天来到出版社展位，一再提醒加印时率先寄给他，以先睹为快。在中国，普鲁斯特名气大涨。
《追忆似水年华》第一部出版之后，出版社却遭遇资金困难，出版计划暂时搁置。适逢时任法国驻华大使贡巴尔到南京访问，许钧向大使讲述了中国译者翻译《追忆似水年华》的情况和面临的难题，大使积极寻找解决途径，提供法方资金，资助全书出版。最终历时五年，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出版完成，共250万字。
多人合译让全译本在短时间内得以完成，但留下了不少遗憾，关键问题是语言风格的不一致。其后，不乏翻译家发下宏愿，以个人力量独自翻译这套巨著，包括“敢死队”中的徐和瑾与周克希。徐和瑾75岁时去世，译了四卷，还剩三卷。周克希耗时十年译成三卷，宣布放弃，他引用法国作家法郎士的名言叹息：“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
翻译《追忆似水年华》，是中国翻译法国文学的标志性事件。80年代是法国文学翻译的“补课”时期，而《追忆似水年华》这部现代主义文学高峰之作翻译完成后，从此，拼图几近完整。“翻译有时就是思想的先锋，”许钧说，“《追忆似水年华》中译本的出版，一直是围绕中国文学界、文化界思想解放的脉络，因为它反映的资产阶级生活与我们当时的主流完全不一致。”
当时，许钧用法语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中文版《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情况，文章被法国《世界报》刊登。“不仅仅是告诉法国人有这么一个消息，实际上也展示了中国学界的思想开放，以及对法国文化掌握的高度。”许钧说，《世界报》会刊登这篇文章，说明法国人确实十分关心自己的文化传播。
哲思与诗意同在
在80年代，在中国名气最大的法国人，萨特一定占有一席之地。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打开风气，引入来自西方世界的思想资源，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法语文学研究者柳鸣九决定主编一套《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以作家为中心，提供西方文学的客观资料。1981年10月，创刊号出版，主角就是萨特，这本创刊号被命名为《萨特研究》。
这本《萨特研究》缘起于一年前萨特的离世。当时，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位存在主义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柳鸣九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这是中国第一篇对萨特进行全面评价的文章。在此之前，受特定环境影响，国内对萨特的评价长期并不公正。虽然萨特与波伏瓦在1955年就访问过中国，登上过天安门城楼，但其作品的大规模引进，正是从《萨特研究》开始。
《萨特研究》出版的当年，柳鸣九去往法国，拜访了萨特的终身伴侣西蒙娜·德·波伏瓦，向她介绍了丛刊的设想。波伏瓦对他从萨特入手感到很高兴，也十分认同。她对柳鸣九说，“萨特作为思想家，最重大的价值是主张自由。不仅个人要获得自由，还要使别人获得自由，这是他作为社会的斗士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
波伏瓦的一番总结，也解释了萨特即将在中国引发的热潮。《萨特研究》销售大热，成为震动一时的文化现象。随后，萨特的《恶心》《存在与虚无》等代表作翻译引进，萨特在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中蔚然成风，言必称“自由选择”“他人即地狱”。“萨特热”和“存在主义热”由此被点燃。
《世界文学》原主编高兴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80年代上大学时读到萨特，“我们原来接受的是一种单一的教育，突然发现原来还能以这样的方式理解世界、看待人际关系，这种新鲜感特别吸引人。我们原来是可以通过这种主义或那种主义，完全采取不同的视角打量世界和看待人类”。《存在与虚无》翻译出版后，“各种哲学小组、文学小组都要一段一段研讨、精读”。
萨特将上帝、神、命定从他的哲学中彻底驱逐出去，他提出人的本质、人的意义、人的价值要由人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和决定，重要的是人自己的行动。“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萨特说。萨特对个人自由和能动性的伸张，呼应了80年代中国解放思想的精神面貌。
萨特的流行，与他的文学创作息息相关。柳鸣九曾说，“萨特比一般哲学家更具强大力量的，是他有杰出的文学才能。他不仅拥有思想的力量，而且也掌握着感性形象的力量。他的哲学所有的要义、要点，都通过他的小说作品与戏剧作品得到富于感染力的表述与演绎，他几乎所有的代表作都蕴藉着深刻的哲理而具有超凡的思想品质”。
这也是法国文化的普遍特点之一。许钧说，法国是一个喜欢用文学来承载思想的国度，哲思与诗意同在，很多哲学家、思想家同时也是文学家。譬如萨特、加缪、波伏瓦，都是横跨哲学和文学的好手，善于用文学包裹自己的哲学。这种特质，使得法国思想在改革开放之后比较容易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他们经由文学的花园钻入思想的丛林。
浪潮西来
多年以后，张艺谋回忆起大学里当时看的《四百击》，盛赞其为“真正的电影”。陈凯歌对《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难以忘怀，高度评价其中的哲学思辨色彩。这些电影都来自法国。而他们能看到这些电影，也非易事。
1950年代末，存在主义激荡电影世界。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电影手册》杂志编辑特吕弗、戈达尔、夏布罗尔等年轻人，开始用一种新的风格拍摄电影。当时电影落入大制片厂的窠臼，遭到年轻观众的抵触。这群没什么科班经验，没有电影圈资源也没有钱的年轻人，借来摄像机，以极低的成本拍出了几部简陋的电影。因为没钱租摄影棚搭景，这些电影都在街头、公寓实景拍摄，起用新人或素人演员，使用摇摇晃晃的手持设备。故事内容则大多有关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往往有强烈的现实指涉。
他们也没想到，这些小作坊产品竟然收获了市场和评论界的热烈反响。1959年，特吕弗凭借《四百击》荣膺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之前，只拍过一部短片。短短几年之内，法国涌现出百余位年轻导演，以这种贫穷而自由的方式拍出第一部作品，加入这股风潮。
这阵风潮，后来被称为“法国电影新浪潮”。新浪潮成为20世纪世界电影史上最重要的一场运动，虽然只持续了短短几年，却留下了好莱坞大制片厂模式之外的另一个电影范式，影响深远。
新浪潮折射了法国社会文化的转变。二战后成长的一代年轻人，以电影为纸笔，书写自己与父辈的不同。用戈达尔的话说，“新浪潮的真诚之处，在于它很好地表现了所熟悉的生活、事情，而不是蹩脚地表现它不了解的事情”。二十年后的中国，在解放思想的80年代，中国也迎来一个极为相似的时间段。
中法建交时，正是新浪潮运动的尾声。据一些老电影人和电影教育者回忆，在刚建交的60年代，北京就有过几部新浪潮电影放映。多年后，有人回想起《四百击》，更普遍被提到的一部，是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这部电影中出现了不少裸露镜头，因而极具话题性，也在观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那时引进的法国电影拷贝，由中国电影资料馆正式收购，供特殊级别和行业的人员内部参考用，故称为“内参片”。据中国电影资料馆老一辈外文翻译戴光晰、陈景亮等人回忆，当时资料馆为国家领导人放映了大量外国影片，成为国家领导人了解国际文化动向的重要渠道。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国电影资料馆每周还会举办两次面向电影工作者的内部放映。在戴光晰的回忆中，苏联影片《雁南飞》《伊万的童年》，英国电影《金屋泪》，法国电影《广岛之恋》等都放映过。军队大院也有放内参片的机会，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曾经还原过这段往事，夏雨饰演的马小军和一群大院子弟，偷偷混进放映厅看内参片，被大人发现后轰了出去。
新浪潮电影给中国电影人带来了震撼。导演凌子风看到《广岛之恋》等影片后，兴奋至极，打算仿照法国新浪潮电影，“弄一个中国的新浪潮”，但计划中的电影最终流产了。那是早在1963年发生的事了。
改革开放后，除了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途径，一些最早出国的北京电影学院教师也往回背外国电影录像带，放给教师和学生看。周传基、司徒兆敦、谢飞等教师都是热心者。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159名学子被称为“78班”，其中的佼佼者后来成为中国电影“第五代”的中坚。上学的四年，他们除了每周两次在学校食堂改装的放映厅看电影，还能混入大量“内参片”的放映厅。张艺谋、陈凯歌们就是这样看到了《四百击》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
从外部条件来看，这一代中国导演与新浪潮法国导演有相似之处。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说，新浪潮的兴起，与二战之后十年社会财富的积累有关，社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年轻人才有可能去拍电影。中国也是一样，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快速发展，让年轻一代导演得以复制新浪潮的模式。
风气持续了下去。90年代，在国外留学过的一些老师回国，他们与各国大使馆保持着联系，通过这个渠道，带来了很多电影资源。法国大使馆借了不少法国电影拷贝给电影学院。法国电影又影响了一批年轻影人，其中一个，叫贾樟柯。
贾樟柯后来说，当时他最喜欢的导演之一，是法国的罗伯特·布列松。布列松的《死囚越狱》，让他发现了电影中的时间概念。那是一个顿悟时刻，还没拿起摄像机的贾樟柯，已经从法国电影中领悟到电影的艺术特质。美国电影强调叙事的效率，而法国电影告诉他，情感比效率更重要。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记忆中，至少有四部法国电影曾被反复放映和讨论，包括《广岛之恋》《四百击》，以及戈达尔的《芳名卡门》和一部二战题材的动作片《老枪》。这些电影对于中国导演具体有哪些影响，很难清晰地估量，《四百击》中的“坏小子”与游荡在第六代导演作品中的坏小子们，是否有直接的传承？“坏小子这个东西，第六代是很上瘾的。比如说王小帅一直到《十七岁的单车》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四百击》，他们会不会也这样拍，说不清楚。起码可以说，他们可能受了《四百击》的启发。”张献民说。
开风气之先
三十年前，余中先在法国留学的时候，看过中国电影《老井》和《活着》，当时法国人对中国电影的关注还并不多。但2002年他重回巴黎访问，发现铺天盖地都贴着一部中国电影的海报：《英雄》。短短十几年间，中国的当代文化也逐渐影响到法国。1993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法国戛纳夺得金棕榈大奖，至今仍是中国电影难以复制的高光时刻。
中法两国文化交往，有很多开风气之先的创举。
二十年前，两国在对方首都互设文化中心，成为文化交流传播的基地，北京的法国文化中心，以展映法国最新电影的影展深受欢迎。2003年至2005年，两国先后在对方国家举办文化年。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中国文化年在法国各地展开，举办了300多项文化项目；2004年10月至2005年7月，法国文化年来到中国。在人民大会堂，来参加法国文化年的法国文化界人士代表团出席了规格甚高的宴会，作为法国知识分子最高荣誉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四十位终身制院士中来了三位，还有另外两位出席文化年的嘉宾，后来也被选为院士。
一些私人友谊或许是更重要的纽带。譬如，勒克莱齐奥一直与中国作家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他有一个特别的兴趣，喜欢去中国作家的老家，他去过莫言在山东高密的老家，在莫言破败的故居里感动落泪，也去过毕飞宇在苏北的故乡。
有一年，他还提出想去许钧的浙西老家，在那里，他见到了许钧的父母。“他跟我是多年的好朋友，对我的性格、观念都有些好奇，他可能觉得去了我的老家，才能更了解我。”许钧说，“他去了这么多中国作家的老家，说明他对中国的兴趣是发自内心的，深沉的。”
勒克莱齐奥在南京访学时，就像一个普通的南京市民，在校园里骑自行车，独自坐地铁，去小卖部买水果。南京市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学之都”称号那一年，勒克莱齐奥给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写的推荐信，起到了助推作用。
“不对等。”谈及中法文化交流的不足，余中先说。中国对法国文学的翻译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法国对中国的翻译。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文化工作者的主动，与法方的支持也有关。中国是法国在海外最大的出版市场，因而法国相当重视中国对法国书籍的翻译，中国的法语译者能得到法国国家层面的关注。法国官方对于文化交流十分热衷，存在感也很强。中国的法语译者和研究者，获得法国骑士勋章嘉奖的不在少数。一些法语译者可以得到法国的资金资助，并且用中国人的眼光，自由选择希望翻译的法国作品，引入中国。
世纪之交，余中先曾经发表过一个评论：法国文学翻译青黄不接。当时老一代法语译者已经老去，年轻一代却没有出头者，由于行业不景气，投身翻译、出版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但20年过去，情况已经大变。由法国驻华大使馆设立的傅雷翻译出版奖，已经评选了15届，余中先是评委，他看到不断有优秀的法语翻译者冒出来，不仅是文学翻译，社科学术著作的翻译质量也越来越高。在各个语种之间，法语翻译如今保持着领先位置。
“当年那个评论，现在已经作废了。”余中先欣慰地说。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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